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投票差别有史以来最大 令人震惊的年轻人右转 失去了移民温和派选票 选民想要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最有效的竞选信息是经济平民主义 川普其实很脆弱 ——Blue Rose Research
这个Blue Rose Research的分析明确展示了大选的完整画面，包括哪些人投了票，哪些人没投票，哪些人倒戈等关键信息，并针对败选原因和未来策略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
Blue Rose Research是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其团队包括机器学习工程师，来自谷歌等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等。该公司在建模和统计方法上做了大量投资，努力控制数据质量，让数据尽可能代表整体选民，根据回应者的不同特性进行调整，反复测试对之前其它选举分析的准确性。
他们在2024年进行了2600万次选民调查，其中800万调查对象是不同的个人，收集的数据量之大，实不多见。
最近，他们将这个大规模选民抽样调查与选区级投票结果、选民档案及广告测试数据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做出了目前为止最新、最权威的选举分析。
《》在今天（3月29日）的社论中特别提到了Blue Rose Research的这一重要的分析，并严厉批评了在大选后的缺乏反省。
社论指出：美国需要两个健康的政党，而鉴于共和党已经被川普所控制，要对他以及任何延续其政策的继任者加以制约，美国尤其需要一个健康的，与对美国民主表现出惊人敌意的共和党竞争。
社论敦促必须诚实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继续公开反对川普的独裁行为，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只会助长整个社会的屈服。
大卫·肖尔(David Shor)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数据科学负责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数据专家和政治顾问之一。
作为一名13岁就上大学的数学天才，他是位有经验的数据解读专家，率先做出过很多正确判断，包括美国和全球都出现基于教育程度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
上面的图表按种族和意识形态列了2016、2020和2024年候选人的支持率，展示了一个明显趋势。
白人选民，不管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摇摆幅度都是零，即没有变化。哈里斯在白人保守派、白人自由派、白人温和派中的表现与希拉里·克林顿完全一样。
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对的支持率出现了两位数的巨大跌幅。2016年，获得了81%的拉美裔温和派支持，而2024年只获58%，下降了23%；在2016年赢得了34%的保守派拉美裔选民,到了2024年，比例下降了一半，仅为17%；2016年赢得了78%的温和派亚裔，2024年降至67%， 降幅为11%。
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图表。横轴是每个郡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竖轴是共和党得票率增长。可以看到，一个郡的移民比例，与川普的得票增长明显呈正比。在纽约皇后区或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戴德等郡，川普的得票率提高了10%，增长非常显著。另一方面，的支持率在移民比例高的社区呈下降趋势：2020年投给拜登的比例高出27%，2024年变成让川普微弱胜出。
归化公民约占选民总数的10%，这意味着移民支持川普的增长率，比整体选民增长率的中位数要大得多。肖尔猜测他们有23%背弃了。那么，川普获得的净胜选票有一半来自移民。川普在纽约、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这四个移民集中的大州表现非常好。战场州可能向川普倾斜了半个到一个百分点，那就足以让他获胜。
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过去几次选举中，自认为是保守派或温和派的非白人选民，投票方式越来越像保守派或温和派的白人，他们的投票倾向越来越不取决于族群，而取决于意识形态。
肖尔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的被看作是自由派的党，但过去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其保守派和温和派中，非白人比例很高。随着自由派成为联盟主导，联盟中的保守派开始倒戈。
有人认为这不可避免：拉美裔和亚裔倾向于追随其他移民群体的政治轨迹：最初几代都支持，但随着变得富裕和同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分化。美国黑人也是类似的情况——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缓解后，保守派黑人就考虑投票给共和党。
同年，英国工党在黑人和印度裔等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因此，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全球性移民和有色选民右转现象的一部分。
上图按种族和性别，列出哈里斯在各年龄段的支持率。X轴是年龄坐标，四条线是哈里斯的支持率。蓝色实线代表非白人女性，蓝色虚线代表非白人男性，橙色实线代表白人女性，橙色虚线代表白人男性。可以看到，18岁的年轻人里，哈里斯只在非白人女性中胜出。在25岁左右的人群，两党在白人女性中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白人年轻男性压倒性支持川普。
八年前，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不喜欢川普，但这张图显示，75岁白人和非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的比例明显高于20岁的白人和非白人男性，这是个很大的转变，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
多年来，年轻人一直是的可靠选民。数据公司Catalist的数据表明，2020年，30岁以下的选民压倒性支持拜登，其支持率高出23%。然而，VoteCast估算，川普2024年大选中赢得18-29岁选民的47%，高于2020年的36%。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川普在2024年甚至可能以微弱优势在这一人群中胜出——这与出口民调不符，但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数据、选民档案数据和选区级数据，都指向这一事实。
过去四年里，25岁以下的每个群体——白人、非白人、男性或女性——都比千禧一代右倾得多，这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人已从婴儿潮以来某种意义上最进步的一代，变成或许是五六十年来最右的一代。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AtlasIntel今年2月的民调显示，自1月以来，川普在18-29岁人群中的支持率提高了近23%。
所以，预测2020年至2024年选民倾向的决定性变量就是年龄。与四年前相比，年轻人明显右倾。(当然，其中很大部分的样本是不同的人，因为人的年纪在增长。)
年轻选民2024年对的支持度骤降，也与其他趋势相关联：年轻人中，非白人的比例高于整体选民，与整体选民相比，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也更低。
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更保守？Klein猜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经历的政治事件会对世界观产生持久影响。千禧一代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灾难中长大，会将与极具魅力的奥巴马联系在一起，Z世代则将与拜登治下的疫情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
但肖尔认为原因不止于此，因为他看到这是个全球趋势。英国大选中，虽然工党胜出，但保守党在18至24岁选民中的得票率却增加了2-3%。因此，肖尔认为年轻人右转不仅仅是因为通胀，也不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是全球趋势。
早在2016年和2020年，“选民比例会越来越高”的说法已经不靠谱的了，但还相信，年轻选民最终会拯救他们：如果川普在老年人中支持率不上升，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了投票权，共和党末日就到了。结果这完全错误。肖尔承认，四年前他也那么认为。反过来说，在投票率高的老年选民中支持增多，会对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有利。但如果不采取措施，的年轻选民问题仍会很严重。
这一张，是肖尔最震惊，觉得最可怕的图表。横轴是年龄，竖轴是男性和女性当中的哈里斯支持率差距。可以看到，30岁以上的选民，性别差距相当稳定，约为10%，大致是美国政治整体上的性别差距，75岁以上的更低。但30岁以下的人群，性别差距悬崖式升高,翻了一倍：18岁男性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比18岁女性高出23%，性别分化之严重，完全前所未有。
在其他国家，性别分化似乎也在加剧。例如在德国，年轻女性投票给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比例非常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也许和堕胎问题有关，但看一下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网络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文化变革。挪威一项针对高中生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认为“性别平等走得太远”的年轻男性比例激增。
新冠期间，MeToo兴起，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注]也在那期间开始走红。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对女性很友好的政党，而年轻男性的政治观点对此发生了巨大反弹。肖尔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文化大变革，而人们对其影响认识不足。
[注]Andrew Tate，社交媒体红人，前拳击手，以在男性圈平台上宣扬富有争议的观点而著称。
此外，Klein推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很大。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把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当榜样。社交媒体、网络文化让年轻人的媒体来源按性别高度分化：一个对终极格斗锦标赛感兴趣的23岁年轻男性，会被带入一个男性色彩强烈的网络世界。而一个23岁的女性，如果其兴趣与YouTube的算法一致，就不会进入那个世界，而进入一个相反的世界，会看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注]的演讲。
[注]Brené Brown，休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教授，其很受欢迎的TED演讲主题是脆弱、勇气、共情、和领导力。
肖尔认为，网络社区的性别分化远远高于线下社区，当年轻人的社交圈突然全部移到网络上，就会导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那么，在年轻选民中遭遇滑铁卢，就不奇怪了。
不久前也有人指出年轻男性选民是的一大挑战。2024年，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David B. Cohen)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年轻选民是基础的重要组成，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侵蚀，该如何弥补？未来要想在全国范围有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让年轻选民回归阵营，尤其是年轻男性。”肖尔认为，那些对政治和性别持有可怕、倒退观点的年轻男性仍支持堕胎权，仍支持全民医保，所以他建议政治家专注于在堕胎权和全民医保上做斗争，但其他人应努力改善网络上对文化争议性问题的讨论。
衡量政治参与的方法有很多：参加投票的次数、政治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关注新闻的程度等。上图数据来自内特·科恩(Nate Cohen)为《》Upshot(可能是美国质量最高的公共民调)做的民调。这个图表用是否在2020年投票作为政治参与度的一个指标，分析2024年的投票倾向。左图显示，2020年没投票的人里，拜登占微弱优势。也就是说，2020年，如果没投票的人都去投票，会赢得更多。而四年后，没投票的人群从轻微倾向，变成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4%。右图是每个选区2022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到2024年得票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投票率低的选区，川普得票率增加了6%，而投票率高的选区，哈里斯的支持率有所提高。
另外，从对新闻关注程度作为政治参与度的指标来看，关注新闻的人更支持，不关注新闻的更保守。而后者数目庞大。
Klein问肖尔，不看新闻的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基于物价等个人直接经验吗？肖尔认为，大多数人对现实的反应基于已有的立场。坚定的选民不会仅仅因为对高物价不满就转投川普。而政治参与度低的人，对经济反应最大，绝大多数都将生活成本列为最关心的问题。
但不能都归因于通胀。政治上不活跃的选民在奥巴马时代坚定地支持，支持率高出10-15%，在2020年大致两边均衡，但在2024年，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上升了14%。
因此，除了通货膨胀和社交媒体，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即的联盟已从工人阶级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今，政治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给川普的几率就越高。这与全球趋势一致：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大政治趋势就是基于教育程度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左转，而工人阶级则向右转。所以，川普的崛起和回归代表了这一全球趋势。
下图是肖尔早在2021年对英、法美、三国的选举分析：每条线代表一个国家左翼政党在教育程度低人群和教育程度高人群中的支持率差异，三条线都随着年代推移上升，说明三个国家基于教育程度的差别都越来越大。[注]
[注]美国的曲线年开始大幅上升，也许可以解释为《1964年民权法》通过后，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基于种族原因抵触；克林顿两次当选时的差异为零，是因为吸引了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阶级支持；随后差异又开始上升，但奥巴马两次当选时有所下降，肖尔说是由于大批白人投了；随后差异急剧攀升，2016年时间段截止时为最高。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每个人都投票，就肯定赢——投票率越高，对越有利。选举后第二天发布的、当时掌握信息有限的大选分析也将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投票率低。但肖尔发现实际情况正相反：投票的人越多，共和党越赢。如果只有在2022年投过票的人去投票，哈里斯会赢得普选和选举人团；如果所有登记选民都去投票，川普将胜出5%(而不是实际的1.4%)。“提高热情，动员所有人投票”的策略会让输得更多。
现在公布的各州选民档案数据可以显示选民改变投票意向与投票人数变化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结果发现，2020年到2024年，选票份额的变化中，约30%是投票人的变化——投票率降低，另外70%是投票意向变了。这与过去30年中大多数选举的细分情况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投票率和支持率的走向是一致的。在摇摆选民中失势的政党，往往投票率同时下降。原因很简单。去年，许多选民对他们的政党感到愤怒。他们大多是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对生活成本等问题不满，他们还做不到投票给共和党，于是呆在家里没去投。但他们的抱怨与那些从拜登阵营转向川普的选民非常相似。
曾投票给拜登、而这次没去投票的人的统计学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MSNBC那样的新闻节目，而更多看福克斯。坦率地说，他们和那些背弃的选民很相似。因此，如果强迫他们去投票，他们很可能会投给川普。全国总体投票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决定选举的战场州，投票率与四年前大致相当。显然是很多人改变了想法，而通胀是个很大的因素。赶上通胀，而那些不大关注政治的人，对物价最不满，认为执政党要对物价负责。对这些非选民进行调查，问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会说是通胀，这也是所有选民群体压倒性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后面还有讨论。
过去四年中，从TikTok获取新闻的年轻选民人数增长了四倍多，这是媒体消费领域最大、也是最快的变化，而且与支持率下降密切相关。TikTok的用户更年轻，政治参与度也更低，在这一群体的支持率下降，是意料之中的。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的群体，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高了8%，增长幅度相当大，而这正是选举前川普承诺救下TikTok的原因。
Klein提出，人们担心有一个可能，即TikTok背后的公司稍微做了手脚，通过算法把对川普有利的内容提升7%。对此，肖尔说他不知道答案，但认为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某些话题上，比如乌克兰或 ，他们已经那么做过。
但肖尔认为，TikTok确实是第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Instagram Reels上的视频观看次数与创作者的粉丝数量紧密相关，而TikTok不是基于粉丝数量，而是用机器学习来分析视频，对视频是否会火，能提前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如果视频可能会吸引人，即使没有粉丝，也能广泛传播。这确实更民主。
其次，TikTok随机性更强，让很多在推特或电视上无法获得大量浏览的内容摆脱束缚，直接进入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们的视线。这个巨大变化对共和党有利。TikTok与之前的平台很不同，它的用户多不关心政治、多为工人阶级，而很难找到能吸引那些人的创作者和内容，因为里没有那种人。
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世界里，做得很好，但现在，战争的打法完全不同了。从前，要想传递信息，必须让文笔好的人吸收你的信息，再发布出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制作视频的世界里，只要视频有吸引力，就会传播出去。这个变化自然让失去优势，因为文笔好的人一般更左倾。
与此相关，Nate Cohn几年前发布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白人工人阶级选民里，过去一年里读过一本书的，比没读过书的更倾向于。
这张图表是根据2020年和2024年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出口民调，显示川普在去年大选和2020年一样不受欢迎，甚至稍微更不受欢迎。但变了的是，拜登的净支持率曾为正6%，而哈里斯的净支持率为负6%。但肖尔认为不是不应换下拜登。相反，下图显示，正是拜登支持率太低，连累了哈里斯。
这张图表显示美国人支持及不支持拜登的比例。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支持率断崖式跌落，之后通货膨胀、移民问题以及预算之战都发生在秋季，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再也没恢复。拜登的净不支持率一直在扩大，到大选时，人们对拜登政府已经很不满了，今年1月的净不支持率又高了一点，为20%。所以，肖尔认为拜登更难赢，因为如果哈里斯都很难与拜登拉开距离，拜登就更难和他自己拉开距离了。
另外，黑人从2020年到2024年的整体摇摆幅度很小，只有0-1%。但根据Blue Rose Research的民调，换上哈里斯之前，7-8%的黑人选民准备离弃。这也证明，不换候选人的线年，在很不利的形势下，哈里斯的表现其实不错——大选结果非常接近。
对于“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制度，还是改革”这个问题，78%的选民回答“改革”。问到现状，是“可以更好，需要改进，以回到从前”还是“太糟了，需要对系统进行冲击”，大多选择后者，比例是53%，选前者的是37%。这显示选民希望发生大的变革。副总统哈里斯被视为现有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她败选的原因之一。
选民对现状非常愤怒，想要个也一样愤怒的候选人。但那得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极端的、“愤怒”的温和派。下图就是选民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印象。
Blue Rose Research问被调查者：你认为这位候选人：比你自己更自由派，更保守，还是接近你自己的观点？49%的选民认为哈里斯比自己更自由派，只有39%的选民认为川普比自己保守。因此，更多选民认为川普比哈里斯温和。这说明，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大选，人们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拜登，而不是川普。但随着拜登支持率下跌，认为他过于自由派的比例也上升了。如果人们在经济等重要问题上更信任共和党，而不是，哈里斯作为的领袖，被认为过于自由派就不足为奇了。
但肖尔认为哈里斯可以做得更好，赢得那场选举是有可能的。Blue Rose Research向被调查者展示国家面临的两个问题，问哪一个更重要。只要把生活成本或通胀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十个人中就有八到九个认为生活成本和通胀更重要。这恰恰说明选民对拜登处理通胀、预算赤字问题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94%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比学生债务重要；70%认为生活成本比移民和边境安全重要；80%认为生活成本比堕胎权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环境和气候变化更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保护美国民主制度更重要。
Klein评价说，的选举表现其实比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好些。英国保守党的选举结果差得多，法国执政联盟也是，而的支持率下降幅度不大。如果当初川普赢了2020年大选，通胀就是在他的治下发生，会让他和他的政府信誉扫地。那么，是不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不佳？
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让选民给40个问题按重要性排序，然后问：“在这些问题上，你更信任哪个党？”
上面这张图表分成四个象限。右上角是选民认为重要、而且更被信任的议题，那个象限几乎空白。在精神健康上，选民对的信任度很高，但他们不认为那是个重要议题；气候变化、环境和生育权的重要性都排在精神健康后面。唯一亮点是医疗保健——选民认为相当重要，也明显占优势的议题。
2020年，人们最关心疫情和医保，而那些也是人们最信任的议题。因此只需谈论疫情和医保。他们那么做了，结果赢了。
这次困难得多。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排在生活成本之后的是联邦政府规模、预算赤字、移民、犯罪及医保。几乎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更信任共和党的比例高出两位数的百分点。在医保上更被信任，但仅领先2%，这个历来占优势的议题，领先度下降很多。人们在气候变化和生育权问题上更信任，但选民并不大关心那些。
这次选举中，选民在所有最重要问题上对共和党的信任度都远远高于，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川普是个可怕的人，不能信任他掌权。所以选举结果才如此接近。
但四年后，川普不会还是候选人，共和党也许会提名一个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候选人，也许不会。但如果不摆脱这种信任危机，就依然灾难深重。
信任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拜登非常不受欢迎。数据表明，随着拜登越来越不受欢迎，在所有问题上的受信任度都下降了很多，这个转变是大面积的。
另一个原因是选民对现实中的具体事情做出了反应。通常，经济在两党优势上是中性的。但通货膨胀后，选民对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从高出5%上升到高出15-16%，经济成了共和党的优势。教育曾是的强项，但疫情期间，这个优势坍塌，现在基本势均力敌；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教育甚至成为共和党的优势。另一方，生育权曾是个中性议题，但高院推翻堕胎权之后，选民在生育权上对的信任度直线上升。所以，世界在过去四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会继续变化，必须根据变化做出调整，不要以为做什么都不重要。
Blue Rose Research对竞选广告进行随机对照测验：对于某个广告，把1000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500人看广告，500人不看，之后问他们投票给谁，然后看两组的差异。最有效的一个广告是哈里斯直视镜头，说：“我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将建造更多住房，打击租金过高和价格垄断，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辛辛苦苦赚的薪水，应该有更多留在手中。”
另一则广告称，“川普在为自己和他的亿万富翁朋友而战。他打算征收全国销售税——川普税，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开支每年上涨4000美元。我们将为中产阶级减税，而不是加税。”
这些都是最好的竞选广告。也证实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而且选民对现状不满。哈里斯能在广告中承认：事情的确很糟糕，正是那条广告测试效果好的一个原因。
哈里斯竞选了三个月，一开始主要讲经济平民主义，但后来主要讲捍卫民主。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是：民调告诉他们，应该谈选民关心的经济或物价，但那些问题很难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川普每天都在做叫人生气和担心的坏事——起诉政敌，大肆滥用行政权力，但测试结果却是，选民不关心，也不想听那些。对民主和独裁话题的关注程度，因政治参与度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很大差异。
即使测试已指明什么更有效，但的信息没有集中在经济上，而过于关注捍卫民主，也过于关注多元化、觉醒、和变性问题。除了经济问题不易被媒体关注，肖尔称也有捐款大户对广告内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的原因。
测试表明，川普最好的广告，基本上是关于经济、油价、移民和犯罪的。此外，川普竞选最后几天的广告是开垃圾车和在麦当劳卖汉堡。自由派觉得荒唐可笑，但其视觉效果很贴近底层人民。哈里斯真的在麦当劳打过工，但系上围裙在麦当劳作秀的却不是她。
肖尔认为，必须明白，他们深陷信任危机，他们想说服的人，价值观与之不同，对现实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用的信息源。
这张图表有60来个圆点，每个都代表川普的一个行政命令或竞选政策，其中最受欢迎的包括：不对小费征税；在边境部署军队；实施选民身份证法；停止联邦雇员的远程工作。但很多川普和马斯克在全力执行的东西都不得人心，也是共和党的最大弱项：削减医疗补助、废除奥巴马医保、延长对亿万富翁减税。肖尔认为，如果坚决反对川普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就有机会回到2012年的局面。
此外，肖尔他们还把川普将要做的58件事情，根据这些事情改变投票意向、让人不支持川普的说服力进行排序。最关心的很多事情——马斯克导致联邦政府混乱、削减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及延长富人税收减免——排名都很靠前。这等于共和党自己在主动失误。
有项是“川普废除了降低处方药成本、给胰岛素花费制定上限的法律，这将增加数百万人赖以救命的药品成本”，这一条将转而不支持川普的比率提高了1.9%，这是能想到的最直白、最的信息。但它的测试效果不如这条：川普“让马斯克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削减联邦预算；马斯克向川普竞选捐了2.5亿美元，现在川普让马斯克以马斯克获益的方式重塑政府，不惜伤害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很难有什么能比得过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但马斯克被排在最前面，说明马斯克的行为实在是惹了众怒。
这些数据表明，接下来几个月中，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二是抨击马斯克制造混乱。这两点，既符合的理念，也是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数据中看到：川普的反对率升得很快——今年1月末，他的反对率是40%，短短三个星期后就升为47%；同时他的支持率在下降。这说明，他做的很多事不得人心，他其实很脆弱。只需找到最好的攻击点。
美国约有37%的人认同保守派，36%温和派，自由派有25%(根据问题不同，分布也可为40%、40%、20%)。
但肖尔指出，其实，意识形态划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格。温和派，尤其是非白人温和派，他们中很多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持进步观点，而川普的选民中很多是支持堕胎的。对各类选民的测试表明，经济平民主义的信息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如果把那些人的文化特征作为的形象和品牌，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就会不支持。
当前的讨论还陷在意识形态之争，但肖尔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迅速且不可逆转地改变政治格局：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导致大规模失业，选民更受影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会加剧美国的党派对立。
Blue Rose Research与经济学家乔纳森·赫什(Jonathan Hersh)和丹尼尔·洛克(Daniel Rock)合作，对哪些工作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研究表明，有大学文凭的人比劳工阶级受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型语言模式(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发展速度比机器人快。人工智能对城市和郊区就业的影响将大于农村地区，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的选民负面影响更大。
肖尔预测这也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文化战争，并担心这会加剧文化分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加剧了2016年就存在的文化分歧，其影响持续到现在，使更难赢得选举。但与疫情不同的是，有机会提前看到下一次冲击，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主动思考人工智能问题，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
肖尔认为，即使什么都不做，2026年也可能会赢回国会，因为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不关心政治的选民——25岁以下的选民——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极低。
赢回参议院比较难。2024年在摇摆州的表现比全国的好，很大原因是对手的候选人太烂，不能指望那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2024年，即使竞选工作做得空前地好，对手又空前地弱，也只获47个席位。所以，即使有蓝潮，也很难赢回50个席位。
必须做出改变，才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并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妥协，但所需妥协程度因州而异。2024年，内布拉斯加的丹·奥斯本(Dan Osborn)获胜，部分原因是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更重要的是他主打经济平民主义，关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展望总统大选，需要改善品牌。现在在全国范围信誉不高，如果不解决品牌问题，四年后大选，可能在核心问题上仍不被信任。何况，中期选举不会投票的选民会在2028年大选投票，而这一次，对手可能是个比川普受欢迎的候选人，那麻烦就大了。
另一方面，现在不是执政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议程控制权。现实地说，至少在2026年前，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做什么。但现在开始讨论新的总统候选人，并不过早。一旦推出新的候选人，那将是一次重启。可以想象，推出的新的候选人会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