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迎来了“百日执政”纪念日。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民生，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出台的多项政策遭到广泛批评。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仅未能带来预期中的稳定增长或国际声誉提升，反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蒙上阴影，也使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媒体4月27日发布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仅有39%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执政支持率创下过去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同期最低纪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4月30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及格的百日支持率反映了公众对特朗普执政表现的普遍不认可，也预示着其第二任期开局不利。他认为，虽然民调本身并非政策成败的直接因素，但将在政治层面产生连锁反应，鼓舞反对派——尤其是加大对其的狙击，从而阻碍其后续政治议程的推进。
在国内经济层面，吴心伯指出，特朗普政府“破多立少”的改革虽力度空前，却难见成效，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其中，所谓的“对等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成为民众和企业最直接的不满来源，股市的剧烈波动也侵蚀了投资者的信心，让原本寄望借此重振制造业的人士失望。
在外交方面，吴心伯认为特朗普团队简单化处理国际冲突，既未兑现“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的承诺，也未推动加沙停火协议持续生效。他认为，其“吃汉堡式外交”更多是噱头，缺乏对复杂地缘政治的深入研判和持续谈判策略。
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吞并格陵兰、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甚至“合并”加拿大等构想，吴心伯称这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声誉，引发其盟友反感，加剧相关国家的反美情绪。
在其“美国优先”理念驱动下，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并缩减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资助。吴心伯认为，长远来看，这一系列举动将大幅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让其在多边机制中被边缘化，最终推动“多边减美国”格局的形成。
“当一个霸权国家感受到相对衰退，它会选择战略收缩——减少对多边体系的投入和参与，转而集中资源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吴心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总体趋势就是“收缩”与“节流”，也就是，把资源集中在美洲，并优先处理美国国内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21世纪》：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4月27日，、《》以及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执政百日支持率为39%，这一数字比今年2月份下降了6个百分点，且创下过去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的最低执政百日支持率。你怎么评价这个分数？这是否会引发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危机？
吴心伯：这一低支持率反映了公众对其执政百日表现的普遍不认可。国内方面，尽管政策大刀阔斧，但“破多立少”，成效并不显著，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在经济方面，关税政策造成的股市波动引发广泛不满。外交方面，虽然他是雄心勃勃，但实际从成效上看也是乏善可陈，从俄乌冲突到贸易议题都无明显成效。这一数据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警示，显示其第二任期开局不利。虽然民调本身不直接导致政策失败，但会在政治层面产生影响，会鼓励反对派特别是加大对他的狙击。因此，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在后面遇到比前一百天更大的阻力，这将不利于后续政治议程的推进。
吴心伯：目前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通胀、股市和关税等经济议题上。现在，不能排除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尤其是关税的负面效应已远超预期，也超出特朗普本人的设想。他曾把关税政策说得天花乱坠，但如今看来完全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美国明年的中期选举。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国会权力结构，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若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共和党可能会丢掉未来两年的国会统治权。
《21世纪》：让我们来看看外交成绩。特朗普不仅没有兑现“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的诺言，甚至连刚上台后吹嘘的以哈加沙停火协议也破裂。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激进的外交政策和强硬的谈判姿态？
吴心伯：一方面，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加沙冲突，特朗普政府都严重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比如说与朝鲜领导人“吃个汉堡包”就能解决美朝问题。种种戏剧化的表达方式背后并没有严肃的外交态度。
另一方面，也低估谈判对手。比如，在俄乌问题上，以为与普京通个电话、向泽连斯基施施压就能让他们两人达成协议。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如此，加沙停火谈判至今未能取得突破，伊朗也对同美国接触充满疑虑。
此外，一些方案也缺乏合理性。例如提出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并计划将居住在那里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永久”安置到其他国家，然后再对加沙进行商业开发。这种构想怎么可能获得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完全是异想天开。
《21世纪》：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吞并格陵兰和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等主张。你怎么看他的这些“奇思妙想”？这些主张产生了怎样的国际影响？
吴心伯：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门罗主义思想或19世纪帝国主义的思维。这些主张在国际社会已经引发广泛反感和，导致美国声誉受损，导致相关国家反美情绪进一步增强。这对美国接下来的外交行动更加不利。
《21世纪》：同样引起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暂停对外发展援助、向世界贸易组织出资，甚至还说要从世界卫生组织撤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是否在削弱？美国为何要推倒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吴心伯：这些决定无疑大幅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如今，美国正不断退出各类多边机制和合作框架。未来的多边合作很可能呈现出“多边减美国”的形势，因为其他国家仍会支撑这些机制，但美国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将日益式微。
我认为，特朗普及其“MAGA”（“让美国重新伟大”）运动的核心支持者的对外战略，根源于两种错误认知：首先，他们坚信美国在过去主导或参与多边机制时“吃了亏”，损害了自身利益，让其他国家占尽便宜。虽然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但他们深信不疑。其次，他们怀有浓重的单边主义情结，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完全可以摆脱多边规则的约束，不需要依赖其他国家，完全可以独立行事。他们担心过度参与国际机制反而会被制约，付出多、收获少。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正是“霸权衰落综合征”的体现：当一个霸权国家感受到相对衰退，它会选择战略收缩——减少对多边体系的投入和参与，转而集中资源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总体趋势，就是“收缩”与“节流”，比如，把资源集中在美洲，并优先处理美国国内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21世纪》：在“美国优先”政策下，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将给欧洲的安全局势和国际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心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表现出的“抛弃欧洲”倾向，欧洲国家彻底意识到安全依赖美国的风险，逐渐走向战略自主。二战以来，欧洲长期依赖美国保障安全，而今后欧洲越来越多地在思考如何依靠自身力量。长久来看，这意味着美欧关系将渐行渐远。
这将带来三个重要变化：一是欧洲将在安全领域推进自主能力建设，加快构建自身的安全体系；二是在俄乌停战之后，欧洲也必须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决定未来应建立何种新型的互动方式，而不能再一味依赖美国；三是美国在俄乌冲突后的安全安排中的参与度将明显下降，无论是北约事务，还是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军费开支、安全保障上，美国都将减少投入，这会使其在欧洲的影响力逐步减弱。
吴心伯：对此，目前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一方面，以鲁比奥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从欧洲抽身，集中资源应对大国竞争；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及万斯等人则认为，美国无需在印太地区大量投入，应让地区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美国自身则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非像过去那样打头阵。至于哪一派会占据主导，仍需观察。
《21世纪》：让我们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4月2日，在所谓的“美国解放日”，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约9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对等关税”。但几天后，他就宣布对大部分国家暂停征收90天关税，且豁免部分中国产品的“对等关税”。你怎么评价他关税政策的反反复复？
吴心伯：我认为，促使他做出调整的主要是市场的力量。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面临三方面的制约。第一是政治力量，包括国会的制衡，尤其是来自的压力。但当前在参众两院不占多数，对其牵制有限。公众也可以通过抗议表达不满，但目前这些政治压力尚不足以迫使他改变政策。第二是法律层面的制约。美国部分行业协会、大公司和州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挑战其关税政策，理由是关税本应由国会决定，不属于总统职权范围。但相关法律程序冗长，短期内难以见效。即使上诉至最高法院，该院目前仍由保守派主导，因此短期内法律制衡也不明显。第三是市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约束。股市、债市、汇市的波动会对特朗普构成直接压力。他之所以在关税问题上做出调整，正是因为市场反应极为负面，出乎他的预料。在团队成员劝说下，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反复肯定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市场最忌讳的就是不可预测性。特朗普政府仍对关税政策抱有幻想，难以彻底放弃这一手段；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妥协。这种反复无常必然扰乱市场，影响投资者信心。
《21世纪》：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称，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根源在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吴心伯：结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发起前所未有的关税战来看，我认为萨克斯教授的判断是成立的。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特朗普试图重构中美经贸关系，阻止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尽管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更多源于全球化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中国关系有限，但特朗普依然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打压，与当年美国遏制日本崛起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典型的霸权国家行为模式。
吴心伯：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多极化的时代。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如今，美国的霸权更多体现在金融领域，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地位；而单纯从GDP占比来看，美国也已不再拥有绝对领先优势。
吴心伯：自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华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在拜登执政的四年里，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力度进一步加大。然而，这些举措充其量只能暂时放缓中国科技进步的脚步，却不可能真正阻挡中国前行。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外部压力激发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反而加速了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的步伐。
《21世纪》：特朗普政府还以强力手段发起了一场政治文化战争，以冻结联邦经费为由要挟哈佛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整改”，结果遭遇了普遍反弹。你怎么看这场教育风暴的影响？
吴心伯：这场争议不仅是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的个别冲突，更深层地体现了一场观念之争和体制之争。就观念而言，哈佛大学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立场，而特朗普所代表的是保守主义立场；就体制而言，特朗普代表的是国家力量，而哈佛则体现为社会力量。美国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政治建构，最初是13块殖民地构成，独立战争后再组成邦联制国家。哈佛大学的历史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要长得多，在美国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该校在美国社会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可以用行政权力或者财政资源对哈佛施压，但哈佛背后有深厚且广泛的社会力量。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太大胜算。
这场风波还将持续下去。哈佛大学已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说明其不打算妥协；而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若无法“整改”哈佛，其他高校也将难以应对，因此特朗普政府也不会轻易放弃，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大。双方的博弈恐怕才刚刚开始。这本质上是价值观之战、文化之战，也是美国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博弈，极有可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